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ม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ธ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ใ，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å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个ฐ难题。
【我看文化热：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7๕月1้2日南方周末。——编者】
跳出手掌心2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เ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â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ฦ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我的精神家园：本篇最初ม发表于1995年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编者】
1้973年，我到เ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ณ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百多条驴。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百多户人，驴子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แ。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八十层楼ä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ม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两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点照顾，和些身体不好的人道在平地上干活。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ม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三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遍，得到เ的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个ฐ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钱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斤，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斤白薯干之ใ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เ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ว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斤。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ะ来吃饭，这样它往上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เ后难以解释。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ใ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ฦ止。由此可见，我姥姥ณ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百户人家加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是，驴子就消เ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ะ出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เ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十六世纪到เ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ำ用也不充分。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ใ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ใ间。这次我就不能ม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而且我以为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ฐ是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á此导致了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对中国文化布罗代尔式考证2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种遗憾ย——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过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ฐ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ม匹敌——不管是哪种驴，这都是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ฐ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แ面有这么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ฦ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种强大的武器，那ว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ม过得好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ณ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เ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种消เ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捡破烂为生做了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เ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ฐ是觉得那么เ活着就不坏吧。
人性的逆转1
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ฦ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类的东西，认为ฦ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ฦ基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แ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ม，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แ，反正我以为ฦ前种想法更对。从前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ฦ，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ณ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ฐ缘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เ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些，还是更有礼ึ貌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加等于二；弄明白了这点，其他切全会迎刃而解。
人性的逆转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แ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ภ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ณ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根扁担；在中ณ国的北方则是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แ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๐跟，你的每寸肌肉每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แ人以为ฦ，人的主ว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ฦ，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ณ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天担子，推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人性的逆转2
人性的逆转三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เ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ม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ฐ定义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ใ，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เ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人性的逆转四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เ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ณ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ณ海ร，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ว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ä个因素缺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ท不会有这么เ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ฐ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块搞的，这样两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ม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加等于二，这只说明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ะ弱。
人性的逆转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些同龄人是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员，是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样，想想什么是加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เ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ä种：种是当时的崇高，领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种光荣。还有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เ：人是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些无益的苦虚掷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加等于二的范畴。我个ฐ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ฦ了贬低自己，而是为ฦ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ฐ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做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เ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人性的逆转3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直生活在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ำ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แ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ม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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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4期华人文化世界。发表时题目为“引证弗洛伊德”。——编者】
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股无明火，行为ฦ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遍之ใ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首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ฤ——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呢？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马蚤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ว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á等等概ฐ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ม说是有痰气。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例来说，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ณ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有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种解释：人若落入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也不要这个样子嘛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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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天圆地方
【有关天圆地方แ：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๔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编者】
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เ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场戏是个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ณ有句是这么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只有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文化味，但照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再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古希腊人最为ฦ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时就闹地震。古埃及的人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十分之准。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แ，举目四望，周围是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模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了沙盘鲸鱼之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ๆ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个极好的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谁要对此有怀疑，必是妖孽之类。这是因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则ท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看，正是天圆地方。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木匠都能指出来：个ฐ圆，个方แ，斗在起不合榫。要么เ都圆，要么เ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ฐ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句，中ณ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แ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光——北极光！要是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发你，说你是个ฐ乱党——其实，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ว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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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种种
【优越感种种：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๔年8๖月2๐日南方周末。——编者】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不少犹太人——教授里有犹太人，同学里也有犹太人。我和他们处得不坏，但在他们面前总有点不自在。这是因为犹太教说，犹太人是上帝ຓ的选民；换言之，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进天堂的优先权，别人则大抵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和位犹太同学看起来都是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后就会完全两ä样：他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未被选中ณ，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地方我虽没去过，但从书上看到了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了那里，十之会像鸭子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测。本来可以问问犹太同学，但我又不肯问，怕他以为ฦ我是求他利ำ用自己选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几句，给我找个在地狱里烧锅炉的事干，自己不挨烤，点起火来烤别人——这虽是较好的安排，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傲得很，不肯走这种后门。我对犹太同学和老师抱有最赤诚的好感，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勤奋；就是他们节俭的品行也对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个省俭的人。但想到他们是选民，我不是选民，心里总有点不对劲。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是些没了味的老话，但它的影响还在。我有几位外国朋友，他们有时用自嘲的口气说：我是个洋鬼子。这就相当于我对犹太同学说：选民先生，我是只地狱里的烤鸭。讽刺意味甚浓。我很不喜欢听到เ这样的话——既不愿听到人说别人是鬼子，也不愿听人说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上各个ฐ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ๆ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来和别的人有些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别的混账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犹太民族则ท是个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点坏事都不做。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的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ม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เ伸着脖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屠杀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ຓ指望得太多了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屠杀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ຓ的选民；即使此事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的象征，举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用？
还有些人对特异性做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个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