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文化热：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编者】
小说上传分享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ว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ฐ“国”字，抢到这个ฐ制ๆ高点，就可以压制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ใ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个学者来说，能ม够和同行交流，是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个ฐ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个ฐ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ฦ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ຓ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ฦ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我的精神家园：本篇最初发表于19๗95年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编者】
智慧与国学
我有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ว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เ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ฦ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哄而散。于是方急于认表亲，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ฤ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ม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ธ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ณ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๐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ม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ณ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台电å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ว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ใ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ใ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แ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口痰。我认为ฦ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แ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ใ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ๅ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แ的智者有股不管三七二十，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ร无涯苦做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ฦ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ณ得到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เ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生。还有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ท毫无乐趣，如同个ฐ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ว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惟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ฐ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ฐ问题上可以提出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智慧与国学2
智慧与国学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ຉ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ณ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些。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以为ฦ，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ใ，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次遇到了个人，自称能让每个ฐ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ฦ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个问题，我国的些人文学者就不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ใ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เ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做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แ式的，有什么เ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智慧与国学三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ฐ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惟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ฑ头都要对我狂嚎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เ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á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ใ所以没有咬，是因为ฦ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ใ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๐经会了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点东西，都会当做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ณ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ใ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点都没有。
智慧与国学3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ล寓言里，有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ฦ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只耗子。中ณ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它品头论足样，罗素า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ฐ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做学问本身乃是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些何止是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ถ养活着。
小说上传分享
理想国与哲人王1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道绝命杀手。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像力值得佩服。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ฐ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当然，到เ底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使人再误入歧途。顺便说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倘若是巫ใ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ใ师王了。我很喜欢这个论点。我哥哥有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ณ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幅世界ศ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ฐ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自柏拉图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想当莱库格斯。这就是说，想要设计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其中ณ最有名的设计，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罗素先生对乌托邦ะ的评价也很低，主ว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ว义แ的草，不要资本主义แ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ม说出罗素先生那ว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เ都说不出来。
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这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两ä类人凑在起时，就会起种很特别的分歧。据说，人脖子上有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像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想像几个ฐ刽子手在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เ多。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เ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ฐ例子很不恰当。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下“被打量着”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哲人王降临ภ人世，是要带来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假如他来了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想像自己可以置身于事外。这就意味着我要发生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要变成个ฐ什么，自己却无所知。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因为这个ฐ缘故，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ม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ใ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么เ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ว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เ过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ใ语。
理想国与哲人王2
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เ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ใ，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水浒传的牢头禁子常对管下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个ฐ行货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顺便说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ม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说上句：我们招谁惹谁了。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无不及。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ม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从常理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哲人王的又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ฦ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ຉ会同意的那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ຂ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些。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哲学不独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就是聪明学，我以为ฦ并不过分。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尽然。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地都不会种了。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ฦ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ฐ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ท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ฐ哲人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เ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เ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ว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เ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书包网b2想百万\小!说来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8月2๐3日南方แ周末。——编者】
现在有种“中ณ华文明将拯救世界ศ”的说法正在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种豪言壮语的机会。七○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è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却是无可否认。我在课堂上从来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阵白眼。像我这样的蔫ຑ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心要把阶级斗ç争盖子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其结果正如我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至于到缅甸打仗的女同学，她最不愿提起这件事，说到缅甸，她就说：不说这个好吗？看来她在缅甸也没解放了谁。看来，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เ愁解闷之用。“文化革命”里流传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ฐ红卫兵为ฦ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这当然是瞎浪漫，不能ม当真：这样随便去攻打人家的总统官邸，势必要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放的欲望可以分两种，种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正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ç争。还有种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对于瞎浪ฐ漫，我还能提供个ฐ例子，是我十三岁时的事。当时我堕入了阵哲学的思辨之中，开始考虑整个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就变得木木痴痴；虽然功课还好，但这样子很不讨人喜欢。老师见我这样子，就批评我；见我又不像在听，就掐我几把。这位老师是女的，二十多岁，长得又漂亮，是我单恋的对象，但她又的确掐疼了我。这就使我陷入了爱恨交集之中，于是我就常做种古怪的白日梦，会儿想像她掉进水里，被我救了出来；会儿想像她掉到火里，又被我救了出来。我想这梦的前半说明我恨她，后半说明我爱她。我想老师还能原谅我的不敬：无论在哪个梦里，她都没被水呛了肺，也没被火烤糊，被我及时地抢救出来了——但我老师本人定不乐意落入这些危险的境界。为了这种白日梦，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这是应该的：瞎浪漫的解救，是种意滛。学生对老师动这种念头，就该掐。针对个人的意滛虽然不雅，但像回事。针ฤ对全世界的意滛，就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ฦ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只是红卫兵只想动武，所以浪漫起来就冲到白宫门前；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诚然，这世界是有某种可能变得无序——它还有可能被某个ฐ小行星撞了呢——然后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哪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总想让别人倒霉干啥？无非是要满足你的救世情结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滛。我不尊重这种想法。我只尊敬像已๐故的陈景润前辈那样的人。陈前辈只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为ฦ己任，虽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好歹做成了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写些好的小说，这件事我直在做。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手台湾，意滛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中ณ华文化，意滛全世界好得多吧。
百姓·洋人·官
【百姓·洋人·官：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9月13日南方周末。——编者】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样只能由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ä个人时，就要做个ฐ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ຘ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ฐ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写到了不少实例：中ณ国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争执，就蜂拥而上，先把他臭揍顿ู——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亏。洋人到了衙门里，开口闭口就是要请本国大使和你们皇上说话，中国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连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怕，这种中国人多数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门里，只要说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爷就不敢把你当中ณ国百姓看待，而是要当洋人来巴结。书里有个ฐ故事，说位官老爷听说某人“在教”，就去巴结，拿了猪头三牲到人家的庙里上供，结果被打得稀烂撵了出来——原来是搞错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当时有这种现象，倒是无可怀疑。现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ณ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แ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吧，盗版软件盗版，那ว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吧，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人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ณ伤。还有中ณ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当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把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条。
既ຂ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再说这些似乎是无的放矢——但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这种古老的游戏还有个ฐ环节是老百姓怕官。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老百姓不该怕官。政府机关也要讲道理依法办事，你对政府部门有什么意见，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检察机关去告——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ณ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ม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เ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惊乍，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ฦ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点毫无改变。
从前，有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三十多岁了，每月挣三五百块钱，谈起对象来个个吹。他住在筒子楼里，别人在楼道里炒菜，油烟滚滚灌到卧室里。每次上楼里的公共厕所，不论打开哪间隔间，便池里都横亘着几根别ี人遗下的粗壮的屎橛子除此之外，他在系里也弄不着口好粥喝，副教授职遥遥无期，出门办件事，到เ处看别人的脸色——就连楼ä前楼后带红箍的人都对他粗声粗气地乱喝呼。你知道他痛苦的根源吗？根源在于领导上对他不重视。后来他写成了本书，先把洋人吓得要死，洋人又来找我国政府，电话级级打了下来，系主任派出所居委会赶紧对他改颜相敬——你知道小人物翻身的原因吗？就在于发现了隔山打牛的诀窍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เ针对性，只是在翻写话本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大家可以找原本来看看。话本里的李太白吓退了蛮人，得到เ皇上的宠幸，横扫杨贵妃高力士，地位猛烈地提高了。假如今天的吓蛮书没有收到这样的效力，那是因为写书人酒还喝得不够多。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蛊惑宣传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本篇最初ม发表于199๗6年第2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蛊惑与快感”。——编者】
罗素า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写作为ฦ生，对这种概ฐ括就不大满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欢，有人看了愤怒，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话又说回来，喜欢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出这种影响是怎样的。好在有种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子还可以做蛊惑宣传，这可是种厉害东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干了很多坏事，弄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个ฐ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希特勒戈培尔之流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人给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做了番๘统计，发现其中每个字都害死了若干人。德国人在二战中的切劣迹都要归罪于希特勒在坐监狱时写的那ว本破书——我有点怀疑这样说是不是很客观，但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里含有些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人做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ฦ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ฦ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ฐ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