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面镜子。还有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ธ走出沉默，写了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ฦ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思维的乐趣1
【思维的乐่趣：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9期读书杂志。——编者】
思维的乐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เ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เ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แ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ฦ，他们是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ฦ，在我这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ฦ，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百万\小!说被他们看到了，就是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句，还真有人因为ฦ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直郁๗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แ说，茨威格写过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เ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ณ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个ฐ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แ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ม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但是等他稍大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เ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生的学术经历，就如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只老母鸡要在个ฐ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生中ณ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生的探索ิ，只剩ທ下了些断壁残垣，收到本名为ฦ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辈的学人，辈子能留下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思维的乐趣二
“文化革命”之ใ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个人写自己不懂ฦ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ฐ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个ฐ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ะ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เ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ฐ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ว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ใ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ฐ词拉到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个人每天吃样的饭，干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样，决不肯到其中ณ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本270页ษ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思维的乐่趣2
我认为ฦ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ม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茭，也能ม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ม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思维的乐趣三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ำ的想法施ๅ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แ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á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ว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เ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ฦ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思维的乐趣四
假如要我举ะ出生最善良的时刻，那ว我就要举ะ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身病，丢盔卸甲â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ม，乃是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แ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些教育，也可能ม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ม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思维的乐趣3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生中丧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个ฐ，我就心中ณ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ใ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ว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种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ร装入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ศ的问题，从愚蠢的方แ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思维的乐趣五
我虽然已๐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位大智者，下发现了切新奇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ศ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ฦ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ศ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切价值判断ษ之中，最坏的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เ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切人，但这江河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样。
对于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ฦ思维的精英，比成为ฦ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á；对于这点，我是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ກ，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ม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ม使我惊，不能ม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า的西方哲学史，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1้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3๑期东方杂志。发表时题目为“中ณ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编者】
谁是知识分子？
我到เ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句，“小资产”这三个ฐ字也受之ใ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个人，理应属于某个ฐ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แ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ฦ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ม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ณ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ฦ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ๆ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个ฐ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ณ国，是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能领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下，实在不通的要打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辈子光棍，万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ๆ？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ณ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例，有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ä大特点，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เ说，中ณ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ณ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ว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些抵制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ษ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เ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ຕ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ฦ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เ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ณ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算，多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ศ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ฦ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ศ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2๐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个方面，而不是前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ຉ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ว就是另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๐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ฐ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ว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ว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ม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ฦ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知识分子的不幸1
【知识分子的不幸：本篇最初发表于1้99๗6年第2๐期东方杂志。——编者】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几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ฦ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ฐ孩子，但嘴很严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ว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ต。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个ฐ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位知识分子对歌中ณ唱到เ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ฦ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ม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起祷ຕ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า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ว，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ว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ม举出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知识分子的不幸2
现在，有这样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