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ฦ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ຓ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ຓ）。一旦富裕ษ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ຓ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ຂ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ใ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ม不成问题？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申屠嘉ล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ฐ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ã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ล，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晁错的性格中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ว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ຓ二年八月，晁错由á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เ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吧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ç场和野猪搏斗ç，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其次，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ຖ。刘ถ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ถ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ว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ฦ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ว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ว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เ，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เ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吧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ว个字。比方แ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ณ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ท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ฐ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ງ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ม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า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ฐ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ກ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ว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