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ม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ำ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ม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ฦ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เ。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ม做出的正确判ศ断ษ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แ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ท大利ำ”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ณ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ใ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แ，东西南北中。中ณ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ณ，住在东方แ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ณ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ใ。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ใ匈奴”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ม据此反推刘ถ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๐，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๐，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ว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ฦ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看来，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么เ高，就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ใ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免役法是针对差ๆ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ฦ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เ民众出不起那么เ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แ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ใ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à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ใ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ๆ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เ，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ฦ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ำ、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เ，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