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ฑ通，宦者则赵同）。申ã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ฑ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ã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ã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ã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ว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ã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汉景帝ຓ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เ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吧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ç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ຓ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ฐ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๐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ม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ຓ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เ，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๐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吧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ท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ถ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ฐ“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ำ，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ฦ你不可能ม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ณ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๐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๐）；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ຖ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ๆ度，原本就是为ฦ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ใ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ฦ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