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ฦ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๐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ฐ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ว一部分（即《论守边疏ຕ》）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却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他不但这次“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拟订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各种说法和多种说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ใ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ฦ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ใ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๐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ณ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ๆ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เ，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ๆ导机构“制ๆ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แ田、均税、保甲â、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