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ຓ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เ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吧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ຓ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á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ຉ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ว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ຖ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ฦ吴王的目的既ຂ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吧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看来，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么高，就因为ฦ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๐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ฦ“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ๆ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ຕ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ä个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ຖ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ฦ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ณ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ท大利ำ”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ณ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ณ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ฐ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ฦ，天下五方แ，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แ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แ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ณ国”“中ณ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ใ。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ใ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ฐ“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ฦ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แ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ท被人俘虏（战则ท为人擒），驻守则ท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ฦ，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ฦ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ฦ“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ใ报）。一个人战死之ใ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á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ท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ใ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ท我们的部ຖ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แ下呢还是撤走呢？留แ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é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ำ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则被拒绝（孝文不听）。不过文帝ຓ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ณ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