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那ว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ທ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ณ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ฦ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ຉ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ฐ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ท涵盖了、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ฦ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แ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ฦ陈先生的学术意义แ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ฦ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选择也不易。谁来选，怎么เ选，都是问题。按照导师和准导师们的选择照单全收是不行的。那个靠不住。媒体上的排行榜当然也靠不住。就算是什么“影响世界ศ的xx本书”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过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现在就一定还影响？再说影响世界历史，又关我们什么事？说到底，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怎么能ม让别人来包缆？岂非“包办婚姻ี”？《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调查“导读”一类书籍的销售情况时，一位读者张先生就明确表示他不读，因为感觉像是“第三者插足”“导读”之类的“循循善诱”尚不能接受，况乎“越俎代庖”的替人选书？
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ฦ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ฦ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ຆ气。比如陈序经为ฦ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ฦ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操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๓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ฐ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ฦ一个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า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ว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ງ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๔巧”而已๐。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๔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ฦ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ງ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ฐ时代，坚持马列主ว义，信仰共产主义แ，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แ袋的！所以，新า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แ，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แ者么เ！
那ว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ฐ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ທ。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ท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๒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ต主ว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ะ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ฦ“感恩戴德”他才会那ว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ต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ณ，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แ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ຕ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แ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ฦ什么要对汪籛发那ว么大的脾ຆ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ว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á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á思想，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