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ä种不同的态度：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เ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她可以认为，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á的。但我很难想像，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惟例子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还有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个ฐ传统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ฦ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我看文化热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ฦ得计。忽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เ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知识分子的不幸3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ฐ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ว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ม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个ฐ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ๆ导也不是没试过，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ฐ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ใ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个空子，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的精神家园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百多条驴。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เ，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百多户人，驴子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ว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เ八十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ธ亮到吃早饭之ใ间就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ฦ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ใ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点照顾，和些身体不好的人道在平地上干活。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ม把这种工作坚持到三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遍，得到的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个ฐ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个ฐ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ä毛钱斤ภ；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斤，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斤ภ。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ะ来吃饭，这样它往上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เ这里为止。由á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百户人家加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ท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十六世纪到เ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间。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ฦ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แ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ใ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对中国文化布罗代尔式考证2๐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ณ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เ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ฦ大家觉得这像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เ过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ณ大叫驴。后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种驴，这都是个伟大的胜利ำ，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ຐ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เ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本有关中ณ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ว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เ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ม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方แ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ว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ฦ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切现实生活中ณ的不满意不方แ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ฐ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ณ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捡破烂为ฦ生做了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เ活着就不坏吧。
人性的逆转1
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种生活方แ式；追求聪明是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种生活态度。在这个ฐ世界上，有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ฦ这是同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á此产生了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แ崇高，还是另有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ะ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种想法更对。从前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ฐ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า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ณ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ຉ已超过了人力所能ม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ฐ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缘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ທ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些，还是更有礼貌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个方แ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๒治·奥威尔的话：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加等于二；弄明白了这点，其他切全会迎刃而解。
人性的逆转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แ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ฦ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แ则是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寸肌肉每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แ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ฦ，西方文明有这么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ว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แ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ม会破裂ฐ，总不会早ຉ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天担子，推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人性的逆转2
人性的逆转三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เ说的。孟子不是这么เ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ฐ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แ：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直沿用到เ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根国家的电å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ศ，结论是：国家的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ใ。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ฦ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人性的逆转四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ใ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ณ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เ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ท不会有这么个ฐ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加等于二，这只说明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人性的逆转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些同龄人是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员，是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แ尔样，想想什么是加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ฦ崇高有两ä种：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种光荣。还有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ใ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些无益的苦虚掷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加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做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人性的逆转3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直生活在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ใ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แ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ำ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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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4期华人文化世界ศ。发表时题目为“引证弗洛伊德”。——编者】
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แ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股无明火，行为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首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ม当这枚止痰丸呢？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ว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ณ马蚤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å。这话孟夫子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ม说是有痰气。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ณ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ะ例来说，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แ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ດ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有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种解释：人若落入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ณ，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也不要这个样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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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天圆地方
【有关天圆地方：本篇最初ม发表于1996年12月2๐0日南方周末。——编者】
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场戏是个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有句是这么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ฦ。只有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文化味，但照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再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古希腊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เ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时就闹地震。古埃及的人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ฦ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ใ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十分之准。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แ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模样，所以说地是个ฐ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ว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了沙盘鲸鱼之ใ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个极好的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谁要对此有怀疑ທ，必是妖孽之ใ类。这是因为ฦ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则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看，正是天圆地方。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ฐ木匠都能指出来：个圆，个ฐ方，斗在起不合榫。要么都圆，要么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其实哪有什么เ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句，中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เ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光——北极光！要是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发你，说你是个乱党——其实，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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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种种
【优越感种种：本篇最初ม发表于199๗6年8月2日南方周末。——编者】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不少犹太人——教授里有犹太人，同学里也有犹太人。我和他们处得不坏，但在他们面前总有点不自在。这是因为ฦ犹太教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换言之，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进天堂的优先权，别ี人则大抵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和位犹太同学看起来都是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后就会完全两样：他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未被选中，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地方我虽没去过，但从书上看到了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了那ว里，十之会像鸭子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测。本来可以问问犹太同学，但我又不肯问，怕他以为我是求他利ำ用自己้选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几句，给我找个在地狱里烧锅炉的事干，自己不挨烤，点起火来烤别ี人——这虽是较好的安排，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傲得很，不肯走这种后门。我对犹太同学和老师抱有最赤诚的好感，认为ฦ他们既聪明，又勤奋；就是他们节俭的品行也对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个省俭的人。但想到เ他们是选民，我不是选民，心里总有点不对劲。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是些没了味的老话，但它的影响还在。我有几位外国朋友，他们有时用自嘲的口气说：我是个洋鬼子。这就相当于我对犹太同学说：选民先生，我是只地狱里的烤鸭。讽刺意味甚浓。我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既不愿听到เ人说别人是鬼子，也不愿听人说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ใ下，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ๆ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来和别的人有些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别的混账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犹太民族则ท是个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点坏事都不做。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的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伸着脖ๆ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屠杀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指望得太多了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屠杀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即使此事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的象征，举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เ用？
还有些人对特异性做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เ个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