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刚刚ธ产生的时候，它上超于天而下及于地，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它广大充满极尽于天地之间，而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的称呼。因为人们不能完全认识“道”所以违反常规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能认识“道”悖逆之事因之ใ而起，刑罚的滥施也由á此产生。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祸。维护悖逆，损害顺ิ正，离散亲族而破坏根本，攻伐盟友而毁其依托。上述诸“逆”其结果必然是一切混乱而最终一事无成。
处理天下万事，首先要审查它们的名称。名理的含义包括在行事上要因名知实，因实察理和在理论方法上把握其内在的实质这样的双重含义。做到了这一点，便可以辨明是非，正确的可以给人带来福吉，错误的就可以带来灾害。名理确定了是非的分际，然后用法度去裁决；观照事物时采取虚静审慎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时再以法度为ฦ依据。在处理具体事物时，要把审察名理所得的结论贯穿于全过程，这就称之为“究理”只有依法办事而不偏执一己之私，方能认识天道而不迷惑，方能发奋自强。因此，掌握道的圣人在观照ั天下时，要体察天道遵循的事理，这样就能够正定事物之是非善恶、把握事物始末之理。做到这一点，同时也一定要“循名究理”所有事物都有形名，而每一具体事物又都有它的具体名称，事物有具体名称与其具体事实相吻合，那么福祸兴衰的道理也就因此而可以把握了，这就与形移则ท影随、声动则响应、衡器确定则重轻即明的道理一样。因此掌握道的圣人能够虚心静意地观照事物，能ม够依法公正地处理事物，因此能够认识自然人事的规律，并把握住名理的实质。
国家受到侵犯，君主不专心如何坚固防守，属下也只是随意划分管界但求自保。援救他国却不能ม使之免于危难，反而给自己招来祸患。上述三种情况是使国家招致危险的根源。不具实力反而虚张声势地去进攻别国，结果是国家危险，土地丧失。农忙季节却大兴土木，这是违背天理农令的。做了不该作的事情，违反了天理必然会受到เ上天的惩罚。所谓“六危”：一是太子行使君父的权力。二是大臣行使君主ว的权力。三是谋臣怀有外心。四是本国君主和官吏的任免听任诸候的意愿。五是群臣勾结蒙蔽君主。六是君主的伯叔兄弟各自结党，扩展势力，以违抗君命。上述国家存在的六种危险因素不能克服，必然会自取其祸的。所谓“三不辜”：一是肆意杀害贤良，二是杀戮已经归降的人，三是对无罪之人滥施刑罚，这就是“三不辜”
贪图整个天下的财利，就会承受天下的灾患；贪图一国的财利，就会承受一国的祸患。与别国签订了盟约中途背叛了人家，这就叫作反复善变。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利ำ益便中途而返，退出盟国不再与其讨伐，这就叫作不恭行天罚。杀戮迫害自己的亲属，这就叫做肇始祸ຖ乱的罪魁。与臣下有约定却不守信义，这就叫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会导致本国灭亡，本已衰败了的敌国也会因此重新兴盛。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ใ道，遵循人事之ใ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ท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ท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เ灾祸ຖ。
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悬用以测端正，水用以测水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长，用权衡称量轻重，用斗石量多少，用绳准来测度曲直。以上八种度量标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准则。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运行周期，四时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ศ的消เ息盈虚进退出入自有一定的守则，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自有分际，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法则ท。地势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隐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不至隐匿不清，这些都是地道所含的法则。国君臣子都各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贤能ม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公办事，这是人道所应守的法则ท，是非善恶各有名分，背于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观情形作依据，真实虚假自有事实来判ศ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准则ท，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楷模。
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恰当的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关键还在于准确地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准确地掌握农时，还在于如何使用百姓，使用百姓的关键在于使其各自尽力其事。使用民力的关键在于适度。要了解土地适宜于种植什么，并且根据时令来种植五谷，适度地使用民力，就能有效地创造财富，赋敛适度，则ท人民富足。人民富足，则懂ฦ得政教廉耻。廉耻观念形成，就使得百姓习惯于服从命令并且不敢触犯刑罚。百姓习惯于听令，又不敢触犯刑é罚，这便是守国则ท牢，伐国则胜的原理所在。
wwwcom
圣人不但能体悟自然运行的规律，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又能ม详察万物发生及终结的内在原因，然而却从不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居，所以他能深远广泛的体悟万事万物，并成为天下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