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เ天助，国家强大则ท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ณ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ใ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ท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ຖ。
若号令传下，百姓必应声集结而上合君意，齐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民无异心，这样就可以据国防守或出兵征战了。号令发出，百姓必定执行，这是因为服从命令已经养成习惯。百姓争相劝勉，这是因为君主施ๅ爱的缘故。召之应战，或令之务农，民皆听命，这是君主遵循天时的缘故。人民受赏不戴德，受罚不含怨，这是因为赏罚得当的缘故贵有区别，贤与不贤能就会分出等级来。衣服制度都有一定的规格不能僭越，这是因为ฦ它标志着人们的身份等级。国家没有了盗贼，奸诈虚伪之心不生，民无邪念，这是由于百姓富足且刑罚律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以充足的国力据国防守，国家就不会被攻取，而国力不足却要先进攻他国。结果反而是自取灭亡。
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恰当的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关键还在于准确地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准确地掌握农时，还在于如何使用百姓，使用百姓的关键在于使其各自尽力其事。使用民力的关键在于适度。要了解土地适宜于种植什么เ，并且根据时令来种植五谷，适度地使用民力，就能有效地创造财富，赋敛适度，则人民富足。人民富足，则懂ฦ得政教廉耻。廉耻观念形成，就使得百姓习惯于服从命令并且不敢触犯刑罚。百姓习惯于听令，又不敢触犯刑罚，这便是守国则牢，伐国则胜的原理所在。
心胸广阔，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遵循正道的人总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至静），至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至智的人可以成为天下所取法的榜样。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并且参照自然、社会的必然规律，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เ有效的证验了。事物繁多，多得如同仓中的粟米，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那么เ再隐秘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所以说法度已经具备了，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断绝了的世祀会重新接续，灭亡了的国家会重新出现，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衰败的国家又变得兴盛了，祸ຖ事又变成了福事，谁能知道其中的究竟呢？只要反求于道，便可以懂ฦ得上述祸福、死生、存亡等产生的原因了。应付事物变化的方แ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圣人不但能体悟自然运行的规律，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又能详察万物发生及终结的内在原因，然而却从不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居，所以他能深远广泛的体悟万事万物，并成为天下的楷模。
以后妃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过大，这就叫闭塞不通。朝官的权威过大就称为ฦ逆上；外戚和朝官权威都过于强大，君主就会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国家，防守不会牢固，攻战不会取胜，这就是“一壅”外戚权臣们假藉中央的名义แ来命令地方就会使地方迷惑，以地方势力来挟制ๆ中央就称为乱ກ臣贼子。地方与中央分争权力，国家就会受到เ损害。这就是“二壅”后妃一人控制ๆ君主，就比喻为遮蔽日光。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以及朝官势力两方面对君主ว实行封锁，这就形成了严惩的壅蔽态势。一旦权臣势力与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么国家也就要更换君主ว了，这就是“三壅”所谓“三凶”一是恃勇好战，专嗜杀伐。二是倒行逆施，妄杀贤良。三是无视法纪随心所欲，这便是“三凶”
贪图整个天下的财利，就会承受天下的灾患；贪图一国的财利，就会承受一国的祸患。与别国签订了盟约中途背叛了人家，这就叫作反复善变。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利ำ益便中途而返，退出盟国不再与其讨伐，这就叫作不恭行天罚。杀戮迫害自己的亲属，这就叫做肇始祸乱的罪魁。与臣下有约定却不守信义，这就叫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会导致本国灭亡，本已衰败了的敌国也会因此重新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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