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ฦ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操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ณ国的民族性。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ท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เ也可以指挥文人。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
这又是一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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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เ，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ฐ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ฐ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ຆ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ใ所以走，一因为ฦ没有酒喝，二因为ฦ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