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เ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เ自己。在这方แ面我有个ฐ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ฦ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ว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เ绝的方แ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准则，理由是：它是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ฒ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ว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ຉ了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ๆ导上因此开了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ທ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ว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เ了个空子，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以下谈到的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样敏捷，米高的猪栏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ຉ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ฐ猪场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เ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ท痛恨它，这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ม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种认为，什么เ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ທ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她可以认为，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难想像，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惟例子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还有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个传统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到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也许有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
我看文化热
【我看文化热：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编者】
我们已经有了好几次文化热：第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ร外留学，有朋友告诉我说，国内正在热着。到八八年我回国时，又赶上了第二次热。这两年又来了次文化批评热，又名“人文精神的讨论”。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ว要是在发些牢马蚤：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但我以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评热中多数议论的要点。在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人臭骂，正如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插翅虎雷横在勾栏里遭人奚落：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文化就是这种子弟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来，文化是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我不愿把别人想得太坏，所以就说，这次热的文化，乃是种操守，要求大家洁身自好，不要受物欲的玷污。我们文化人就如唐僧，俗世的物欲就如个母蝎子精，我们可不要受她的勾引，和那个ฐ妖女睡觉，丧了元阳，走了真精，此后不再是童男子，不配前往西天礼佛——这样胡扯下去，别人就会不承认我是文化人，取消我讨论文化问题的权利。我想要说的是，像这样热下去，我就要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
我知道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我也不便说哪种观点更对。但就现在人们呼吁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倒知道个例子：文艺复兴。这虽是个历史时期，但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为此我们可以前往佛罗伦萨，那里满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种建筑是种人文的成果。佛罗伦萨还有无数的画廊博物馆，走进去就可以看见当时的作品——精妙绝伦，前无古人。由于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说有人文精神。倘若没有这些成果，佛罗伦萨的人空口说白话道：“我们这里有过种人文精神”，别人不但不信，还要说他们是骗子。总而言之ใ，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
现在可以回过头，为什么在中国，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แ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ຒ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
文化之争1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书里，提到有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在教士们手里。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另外，罗素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这就使人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些圣书，圣经或者论语之类。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部ຖ分人，手里并没有圣书。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人。奇怪的是，这后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ต，肯定会招来些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个ฐ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团，什么เ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ฐ神话唬住了代又代的中ณ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罗素า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像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当然，就所论及的内容来说，儒学是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ษ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发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ใ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ฐ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ฦ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ณ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แ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中，总要提到中外有别，中ณ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有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其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来说，第个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ฦ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ທ。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ว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ฐ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ç人，却站到了女人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远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ๆ异。这就提示说，由á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ศ上的人都很无知，惟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เ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圣贤中ณ，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เ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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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争2๐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ฦ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á盼望好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个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เ别的了。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แ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半月刊。发表时题目为“有关文化相对主义”。——编者】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เ？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ณ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个ฐ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不幸的事实。最能ม说明你是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เ或对你有任何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ใ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为ฦ，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以为，地是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痒，就要乱ກ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า先生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看，圆圆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满，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个ฐ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常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波波涌进了中ณ国。有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ว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เ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แ，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ฐ用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个ฐ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ว义的原理，没有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ฐ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有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แ，就能ม歪曲出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แ来，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种文化的影响之ใ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ฦ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ศ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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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体验
【极端体验：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编者】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写道：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ฦ人，自起名为李赤。我虽没见过他，但能想像出他的样子：位翩翩佳公子。有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几个朋友出城郊游。走到处野外的饭馆，朋友们决定在此吃午饭。大家入席以后，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来，大家也没理会。忽听外面声暴喊，大家循声赶去，找到了厕所里。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๐在上，倒插在粪桶里？这景象够吓人的。幸亏有位上厕所的先生撞见了，惊叫了声，迟了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把他拔出来，打来清水猛冲了几桶。还好，李赤先生还有气，冷水激又缓了过来。别人觉得有个ฐ恶棍躲在厕所里搞鬼，把李赤拦腰抱起，栽进了粪桶里，急着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说，是自己掉进去的。于是众人大笑，说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让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却忽略了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队员，向前跳水的动作也不是非常熟练，怎么เ能失足就倒插在粪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段成式没解释李秀才为什么会往粪桶里跳，但我觉得，这件事我能解释。
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这才是真正惊世骇俗的嗜好。据说在纽约和加州某些俱乐部里，有人在口袋里放块黄手绢，露出半截来，就表明自己้有这种嗜好。我觉得李赤先生就有这种嗜好，只是他不是让别ี人往头上浇，而是自己要往里跳。这种事解释得太详细了难免恶心，我们只要明白极端体验是个什么意思就够了。
现在是太平年月，大约在三十年前吧，整个ฐ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ถ。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苦难。也许有些当年闹事的人觉得这些事还蛮有意思的，但我劝他们替死者家属想想。死者已矣，留给亲友的却是无边的黑夜
然后我就去插队，走南闯北，这种事情见得很多。比方说，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讲几句话，就叫他们起来“撅”着。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小。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撅在大伙面前，头在下腚在上，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吧。当然，现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员了。作出这项决定的人虽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总而言之，那ว是个极端体验的年代；虽然很惊险很刺๐激，但我点都不喜欢。现在有些青年学人，人已经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和绿卡，又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好处来，借某个村庄的经验说事儿，老调重弹：想要大家再去早请示ิ晚汇报学老三篇，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育新人的经验。听了这些话，我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但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说，李赤先生。大家宴饮已๐毕，回城里去，走到半路，发现他不见了。赶紧回去找，发现他又倒栽进了粪桶里。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来看，他已经没气了。李赤先生的极端体验就到此结束——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端了，没什么เ普遍意义。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这是庸人之ใ见，和李赤先生的见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后面带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ກ世要好。这两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า鲜ຒ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ฐ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ฐ见解终不肯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至于海ร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他们可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ใ所。他们只想把中ณ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验番，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头扎向屎坑。
洋鬼子与辜鸿铭
【洋鬼子与辜鸿铭：本篇最初发表于199๗6年第15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编者】
我看过些荒唐的书，因为这些书，我丧ç失了天真。在英文里，丧失天真兼有变得滑的意思，我就是这么种情形。我的天真丢在了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借了本书，叫做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里面写了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从表面上看，该洋鬼子是华夏文化的狂热爱好者，清朝末年，他从上海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欢得要发狂。别人喜欢我们，这会使我感到เ高兴，但他却当别论，这家伙是个，还是个b。用中国话来说，是个ฐ双性恋的虐待狂。被这种人喜欢上是没法高兴的，除非你正好是个受虐狂。
我和大多数人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เ振奋。作为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处都是漂亮小伙子。这些愿望都属正常。古书上说，海ร上有逐臭之夫。这位逐臭之夫喜欢闻狐臭。他希望每个人都长两个ฐ臭腋窝，而且都是熏死狐狸马蚤死黄鼠狼那种，这种愿望很难叫做正常，除非你以为ฦ戴防毒面具是种正常的模样。而那个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处都是受虐狂，这种理想肯定不能叫做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他说他看到的中国男人都是那ว么唯唯诺诺，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แ了猪尾巴๒式的小辫子，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要别人搀着才能走路，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他看了也要发狂
从表面上看，此洋鬼子对华夏文化的态度和已故的辜鸿铭老先生的论点很相似——辜老先生既ຂ赞成妇女缠足，也赞成男ç人留辫子。有人说，辜先生是文化怪杰，我同意这个“怪”字，但怪不定是好意思。从寻常人的角度来看，就很怪。好在他们并不侵犯别人，只是偷偷寻找性伴侣。有时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因为另有种受虐狂，和他们拍即合。结成了对子，他们就找个僻静地方去玩他们的性游戏，这种地点叫做“密室”——主要是举行些仪式，享受那ว种气氛，并不当真动手，这就是西方แ社会里的故事。但也有些时找不着伴儿，我说到的这个ฐ就是。他路找到中ณ国来了。据他说，有些西洋男ç人在密室里，给自己带上狗戴的项圈，远没有剃个阴阳头，留แ条猪尾巴๒好看。他还没见过哪个西洋女人肯于把脚裹成猪蹄子。他最喜欢看这些样子，觉得这最为性感——所以他是性变态。至于辜鸿铭先生有什么毛病，我就说不清了。
那个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像有这么เ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ใ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ใ，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在那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ๆ度。老爷坐在堂上，端然不动，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述，这情景简直让他神魂飘荡。老爷扔下根签，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来，挥板子就打。这个洋鬼子看了几次，感到心痒难熬，简直想扑上去把官老爷挤掉，自己坐在那位子上。终于他花了几百两银子，买动了个小衙门，坐了回堂，让个ฐ妓女扮做女犯打了顿，他的变态欲因此得到了满足，满意而去。在那本书里还有张照片，是那洋鬼子扮成官老爷和衙役们的留影。这倒没什么说的，中国古代过堂的方式，确实是种变态的仪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เ好玩。所以，这种变态比／还糟。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说，那洋鬼子自己้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把我们的文化看歪了。这话安慰不了我，因为我已๐经丧失了天真。坦白地说吧，在洋鬼子的密室里有什么เ，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把自己叫做奴才，把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ๆ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座密室。光形似说明不了什么เ，还要神似。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ຓ，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每个在密室里大概也是这样忠于自己的,这是种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在五四时期，辜先生被人叫做老怪物，现在却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重印他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再来喜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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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国学1
【我看国学：本篇最初发表于1้99๗5年第2๐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编者】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ม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定上他那ว里念书，因为那儿有种“匹克威克俱乐部ຖ”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ว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แ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เ。我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เ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ม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ฦ给我两ä个线圈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แ”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ม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程，有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เ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เ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ณ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像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看，就能ม看到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ใ地，有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看，不光能看到团白气，还能ม看到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ฦ什么，这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ฐ现象不大可能，也许定要用到เ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เ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ງ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เ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ณ。但是该随从嚼了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ใ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