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这座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走在全国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赞“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合肥市，整个乱了套：一街二巷，到处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满灰尘的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
为尽可能减少瓜农的损失，省市新闻媒体呼吁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决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时，允许运瓜的小板车、拖拉机和各种农用车进入市区，交通警察还对瓜农实行了“一卡不设，一分不罚，一路绿灯”的特殊政策。
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ำ重大举ะ措，又是事关各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所以，决定将被扩大试点的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国务院有关各部的部长，几乎ๆ尽数赶往了中国中部ຖ的这座城市。
面对如此消息，不少有识之士深表怀疑，觉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项改革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许多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暴露出来的，有许多我们过去不曾熟ງ悉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去认识，寻求凸现出来的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待时日。可以说，这场伟大的改革，还只是刚刚ธ破题，现在就宣布此项工作将于2002年“基本完成”，无论怎么说都过于草率，而且，让人不可思议。《新华网》上的消息，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新华网》发布这条消息不久，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便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隆重召开。
乡政府发下来的《农业特产品计税产量核定通知单》上印得明明白白，农户对核
农民们气不过，忿忿不平地骂道：“党的好政策，尽叫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应该说，这次出台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ฦ第一位目标的改革方案，将过去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统筹提留”中绝大部分项ำ目纳入了税收轨道，改“费”为“农业税”或“农业税附加”，这就使得原来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具有了依法征缴税收的性质，那些不在此例、无法可循的乱收费、乱摊派、乱ກ集资，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农民交纳不交纳已并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交。再说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传阵势，上下联动的强力推进，也迫使乡村的干部ຖ必须依法行政，这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创น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便于广大农民好懂易记，又可以概ฐ括为八个字：“一正一附，一事一议。”“正”，即农业税正税；“附”，是指农业税附加；规定农业税附加的比例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二十。村里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实行“一事一议”，一律由村民大会民主议论决定，并规定此项ำ资金每年每人不得超过十五元。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体制下，下级是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令还是畅通的。正因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不可能ม也不敢不执行中央的《条例》，于是，就只有放弃才刚刚推行的公粮制改革。
但是，除了像他们这些对税费改革情有独钟者，其他人并不如此认为。就在杨文良将专题报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办公厅金融贸易处也向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和分管副书记赵金铎ດ写了一份相反的报告，指出：“‘公粮制’和‘费改税’试点的做法，不符合《粮食收购条例》的具体规定，也影响到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针对上述情况，建议我省应按照国务院颁发的《粮食收购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尽管姜春云在报告的批示中，已经对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经验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试点探索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他的建议也十分具体：“拟专门开个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也许正是因为姜春云在批示中强调得那样重要，“这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朱镕基在看了报告之后，处理得也就相当谨慎。他对“拟专门开个会”的建议绕开不提，将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不过，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个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请春霖、人庆同志阅处。此事要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
刘仲藜部长作出的这个ฐ批示，无疑已经是多余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在他还没见到朱镕基的批示，就是说，在他张罗属下“联系一下”“了解一下”的一天之前，朱镕基已经接到เ了姜春云转给他的阜阳研讨会的有关报告。朱镕基看罢报告，河北省公粮制改革试点是怎么เ回事，就一切都再清楚不过的了。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何开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把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河北省委两任书记、省政府两任省长的有关批示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安徽省的党政主要领导。
那ว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ฐ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ถ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刘ถ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ภ。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ใ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0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เ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เ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ฐ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ฐ村。”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ๆ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ๆ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ใ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ฦ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那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๐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孔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ภ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一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一顿痛打。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๐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ธ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眼前的形势明摆着：这事是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发生在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丁作明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农民负担，而现在的问题是，小张庄的张桂全，非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委会副主任，此人竟是个刑é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罪犯，这事情已๐够复杂，他的问题又远不是仅对村民横征暴敛，居然杀了人！这方面中ณ央早有明确规定，凡因农民负担问题导致一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体上访的，都必须向中央报告，张桂全父子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造成四死一伤，严重得耸人听闻！无论是固镇县委书记、县长，还是蚌埠市委书记、市长，都很难接受这个ฐ事实，更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也许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气，但是眼前这种近乎严å酷的事实，对于他们不仅太突然，也显得太残忍，甚至没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丁作明事件”震惊中ณ央的故事，谁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谁都十分清楚承担这种责任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显然都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和代价的人。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เ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双方持械怒目相视，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ä天，再过了两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แ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账，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账，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4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