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定最后为何开荫送行时，一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铜陵县进行农村税费统筹的试验的，但税费的改革事关重大，没有省领导的明确支持，下面的各种意见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再说政府换届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态度，也好保持试点的连续性。
这使得主ว持会议的唐世定县长十分为难。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เ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ณ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เ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ำ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一场。
说来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一次“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๗昭已出任中ณ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ຖ门牵头搞起的这样一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这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他长得有些特别ี，很瘦，清癯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一只高耸的鼻子，和一双仿佛每时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这是一个爱较真，敢说实话，又爱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还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了北大荒一个ฐ几近蛮荒的青年农场，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后来，右派改正了，四十三岁的何开荫终于回到了安徽省天长县的家乡。本来，他完全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ณ国农村的伟大改革又一次点燃了他的激情，加上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是他的老领导，又比较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当王业美全国第一个拍板在来安县搞起“包产到เ户”时，他就紧随王业美，走到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线；以后又追随积极支持凤阳县小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๗昭，冒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ๆ。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国赢得成功，王郁昭作为那场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长，随后也就把他调进了省政府办公厅。一个农业科研技术干部，跑到行政机关能干什么呢？打那他就开始了宏观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เ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á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ะ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2000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ฐ》，并向全世界宣告：“2๐00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é得知，在当今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二十五个只设中ณ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ๆ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ม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一个省独有的。
至于那ว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ๆ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临泉县政协副主ว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ถ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一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เ“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ถ部ຖ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๐器刺伤左ุ胸ถ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一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一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队伍。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เ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à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方แ兆祥当时的意见也十分明确：“精心试点，注意总结，保持稳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关领导，同一天在太和县要求税费改革的《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而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开论证会的通知连同太和县的《报告》，发到了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和省政府办公厅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这种办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历史上罕见的。
他相信，这肯定与从改革第一线上来的王昭耀副省长有关，也与河南、河北两ä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势有关。当然，还有一个ฐ不应该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集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派出所，案惊中央；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紧急通知、专题会议以及涉农项目的审定处理，就一个接着一个下发，一时间，“减负”成了当年中国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太和县要求进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占尽了天时、地利ำ、人和！
因此，何开荫就觉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召开这样一个论证会，是不应该再开出个什么意外了。
然而，他预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由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主ว持的论证会在省委北楼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不但有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省政府办公厅等单位和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省农经委的生产处长、调研处长、办公室主任、经管站党支部书记和站长，都一一到会；太和县县长马明业、县财政局局长龚晓黎、县农委副主ว任邹新华和县政府调研科长宋维春，也都从太和赶到省城，出席了这次会议。
何开荫早早地就来到会场。
会上，省体改委农村处长潘茂群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对太和县大胆改革十分赞赏，认为他们的《报告》清晰明了，切实可行，操作方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具体意见。省减负办书记毛礼和接着指出，当前农民的负担确实太重，又一直减不下来，因此他对太和县的《报告》是表示支持的，认为是可以试一试的。省农委调研处长周信生则说，何开荫同志一开始提出税费改革的设想时，他就是举了双手赞成的，只是觉得太和县现在拿出的这个方案还显得粗糙了一点，他相信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这项工ื作是会日臻完善起来的。
何开荫在会上也说了话。他主要谈了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税费改革的思考，并指出，既然是一项改革，就必须会涉แ及到有些部门的具体问题，因此，就特别ี希望各有关部门给太和县的这项改革多多理解与支持。
大家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种积极的支持态度，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农业税征收工作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的代表，却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见，并且十分尖锐。
当时，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是坐在远离何开荫的一个座位上，只见他突然冲动地往起一站，手指着何开荫，大声责斥ม道：“老何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乱出主意！你把税费搞乱了，收不上税来，今后谁给发工资？到时发不出工资，大家不会找你，是找我！”
他的嗓门很大，说得也很激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开荫的举动，全都来得十分唐突，使得与会者无不一愣。
会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当初我们在采访中ณ听到论证会上的这段插曲时，也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农税处是成天和“农税”打交道的，作为这个ฐ部门的负责人，本该比谁都清楚当前农村中的农民负担；其负担之重，连朱基总理后来都不得不大声疾呼：“农民不堪重负，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甚至说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腾”的话来。而一个ฐ专门从事“农税”的政府官员，对九亿农民——中国最众多的“纳税人”毫无恻隐之心，却充当起“工薪族”的代言人，这种感情和责任心的严重错位，让人不可思议。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县县长马明业。
马明业十分清楚，太和县拟出的这份《报告》，是参照了何开荫的许多改革的“主意”，但这些“主意”并不坏。在这之前，县里也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的。
他承认，《报告》依然要作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来，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ຈ，却是不应该怀疑的。财政厅农税处长对他们的《报告》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言词这样偏激，态度如此粗暴，这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
马明业正要站出来予以回击，却被何开荫轻轻按住，示意他沉住气。
由于这位农税
处长持了坚决的否定意见，会上的争论因此变得十分激烈，不过，毕竟支持者众。
临了，主持会议的吴昭仁作了几点总结。他说，太和县要求农村税费改革的出发点首先是应该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又能减少干部犯错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再说这也是得到เ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支持的。至于这项改革究竟起个什么เ名字？如何改？我们可以学学广东的办法，“先生孩子后起名字”。他说，我同意在太和县进行这项改革试验，但《报告》要重写，可以再搞细一点，让它在理论上要说得通，实践上要行得通，然后我们再请专家论证一次。
当天晚上，何开荫和留下来的邹新华初ม步议了一下《报告》的修改方แ案。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两人匆匆扒了几口饭，就坐着马明业的小车上路了。赶到太和县的那天下午，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六大班子全体成员，县直各有关科局长，济济一堂。会上，马明业先将省里论证会的情况作了汇报；接着，何开荫就如何制定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发表了意见。会开得热气腾腾，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议。邹新华堪称“快枪手”，当晚，他一夜没睡，就把报告的复议稿拿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长们再次聚首，对新草拟出的《报告》展开了又一轮热烈的讨论。中ณ午，邹新华把大家的意见进行了集中ณ，下午接着坐下来继续讨论。
县委书记王心云就改革的方案问题提出了“三个ฐ必须”的要求：“必须ี达到‘减负’的目的，让农民满意；必须做到‘明白易行，简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必须兼顾到国家、集体、个ฐ人三方面利益，赢得上级领导的支持。”
由于有何开荫的具体指导，又通过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复复的集思广益，一份有着四个部ຖ分十九条条款的《关于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实施方แ案的报告》，便眉目清晰地产生出来。
《实施方案》决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太和县在全县范围内取消เ粮食定购任务，改为向农民开征公粮，征粮以实物为ฦ主，如果交实物有困难，也可以按物价、财政等部门共同核定的当年市场粮价折算交代金。
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依章纳粮，取消定购；
午六秋四，两次交清，一定三年，不增不减；
粮站收粮，财政结算，税入国库，费归乡村；
费用包干，村有乡管，严格收支，账目公开。
总之，《实施方案》尽可能地做到贴近百姓，符合实际，既要有其严å肃性，又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为切实制止“三乱”、减轻农民负担，方案中专门增加了两条：一是，“凡违反公粮合同，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者，农民有权拒绝，有权举报、上诉，政府保护和奖励举ะ报人员。”二是，“县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及时审理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对于不服行政机关、乡村干部非法要求农民承担费用或劳务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及时审判。对于不合理的决定依法撤销；因乱摊派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判决予以赔偿；对任意加重农民负担而引发的恶性案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方案》送省以后，得到省农经委、粮食厅和财政厅领导的一致认可。当然，他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很好的修改意见，最后，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亲自出马为《实施方แ案》定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签发了批复意见，从此以后，一场空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就在广袤的淮北大平原这个ฐ有着一百三十九万人口、一百七十五万亩耕地的太和县，令人怦然心动地揭开了序幕！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当河北省公粮制的改革仍在正定县三个乡的范围进行试点时，安徽省太和县却已๐雷鸣电闪般地将这场改革在全县三十一个乡镇全面推开，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