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就是高级农艺师，后来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
其实，就在那部ຖ电视片播放的一年之前，就在安徽，在与安徽电视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办公厅的调研室里，已经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ณ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แ的“鱼米之乡”。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200่0่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เ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ม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ຖ，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ฦ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ใ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八十年代是中ณ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ฐ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ใ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á本部ຖ门起草代表部门利ำ益的领导讲话，为ฦ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เ悲哀与绝望。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แ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ว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เ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เ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ຓ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性’——笔者误)แ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背部至左肺破裂ฐ引起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ใ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ณ，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总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เ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ฦ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作为ฦ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เ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亳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ๆ导就全集中在那ว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ฦ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ฐ可以畅ม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ງ虑的东西娓娓๙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ล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๓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ณ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ๆ度的两项ำ改革，既ຂ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ฦ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๓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ณ，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已๐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á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ม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ว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ฐ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เ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ว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ฦ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๓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ำ税费制ๆ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ณ“三乱”的不正之ใ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
，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ฐ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ๆ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เ了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