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ใ乡”。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ว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ณ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是谁消เ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ฐ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แ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ำ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ฑ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เ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ว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เ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ใ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แ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ว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总之，“引起双方แ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ณ，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ฐ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从那ว以后，直到เ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的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ร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ณ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ฦ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เ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ม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น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九、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矛盾。
当然，还可以梳理出一些别的矛盾并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旧体制ๆ向市场经济新体制ๆ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以上矛盾，就必须拿出各项相应的改革措施ๅ。
当时，由于小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响，安徽省学术界的思想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开荫在下面调研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中
都出现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又敢干事的领导干部ຖ，他们已经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分别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尝试。
那段时间，何开荫变得异常地亢奋。在认真分析了其他几位同志下去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后，何开荫觉得，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其次就是必须改革农业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他把自己深思熟ງ虑的这一切变成文字之ใ后，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便已经完成。他把它定名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后寄往北京。
因为ฦ这篇文章，何开荫开始踏上了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泥泞，但他却一直没有回头。
何开荫撰写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层官员的重视，还在那次征稿活动中被评为ฦ优秀论文。但是，他没有想到เ，不久，一些极“左”思想的再度抬头，有一股否定农业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动，发现这一点，他感到เ吃惊不小。他正费尽心机地研究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连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笔抹煞！
何开荫心重如铅。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十亿人口，就有八亿农民，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历来事关重大，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应当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已๐经欠农民太多；尽管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ๆ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是，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种报效祖国献身农业的欲望使得他热血奔涌ไ。
于是他坐了下来，旗帜鲜ຒ明地写了篇针对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
他建议：“我们宜及时采取一个大的动作，这就是对耕地的所有制ๆ进行一次改革，将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国土国有，理所应当。同时把耕地的所有权(เ田底权)与使用权(เ田面权)彻底分离，实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现有承包地的基础上签订契约，长期承包给农民耕种，并对零散土地进行适当的串换调整，使每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而且，使用权可以继承，也允许转让，但转让决不是出卖，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门鉴证下收回该地块的农田à基建投资和相应的承包权益。如果耕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让农民上缴各种农业税，就有违法理；由á于耕地是国家的，农民向国家承包耕地，那么，农民向国家纳粮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ฦ农业税征实的具体办法应该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亩产计征，收百分之ใ十的公粮直到本世纪末不变，增产也不增税，以刺激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以后每十年签订一次契约合同。考虑到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极不规范，农民普遍反感，叫喊负担过重，我们不妨把农村各项提留负担与公粮合并在一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亩产的百分之十五，一并作为公粮和提留，原有的农业税金和各项提留负担就都没有了，乡村干部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由公粮的三分之一按定购价款返还乡财政统一使用。从此以后，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摊派或征收一分钱，这样，农民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获得了相当于法人的地位。”
他认为，走好这两步棋，全盘即活。这样做，非但激活了农村经济，农民不堪重负的局面也将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แ案，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税费改革。
唐代推行的“两税法”可以说是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两ä税法”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收费全部ຖ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ณ。集中了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ä次，这样就改变了“科敛之名凡数百”以及老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ณ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又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同样要以贪赃枉法论罪。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允许农民照章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这种“一条鞭法”化繁为简，税费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แ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纳了“火耗归公”的税费改革，将暗取改为明收，各省统一了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来由á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然后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实行查核和督察，严厉肃贪
，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火耗归公”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非但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整饬了吏治，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而且使得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เ六千多万两ä。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种地交皇粮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耕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耕种，但“皇粮”也还是要缴的。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公粮实物税。
何开荫认为，恢复农业实物税国家可以用无偿征收的公粮供应城镇居民的平价口粮，卸掉财政补贴的沉重包袱，同时彻底开放粮食市场，让农民从发展商品粮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他把自己设想的这种具体办法，简化为ฦ一句话：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这样，他就把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一步改革作了有机地联系，使用了同一句话。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称作“第二次大包干”。他认为ฦ，这恰恰是对当年“大包干”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为ฦ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何开荫还算了几笔账。
“以安徽为ฦ例。安徽全省年产粮食约五百亿斤，按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无偿得到租粮七十五亿斤，而现在每年的定购任务为七十一亿斤，加议转平部ຖ分同样为七十五亿斤；如按耕地面积计征，全省六千五百万亩耕地，除去贫困地区暂时核免田赋外，至少可有五千万亩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亩收一百五十斤(南北不同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差别)，则五千万亩耕地同样可收地租粮七十五亿斤，保证了正常的需要。这样做，不但可使省财政卸去每年粮食补贴十二三个亿的沉重包袱，而且以无偿取得的田赋粮按现在的平价供应非农人口，多少还可以取得一点收入，一来一去，对国家的好处就大了。”
“再从全国来看。全国每年粮食总产量约八千亿斤ภ，按总产的百分之ใ十五收取田赋粮国家可得公粮一千二百亿斤ภ；若按田亩计征，全国十六亿亩耕地，去掉贫困地区的四亿亩暂不计征，还有十二亿亩耕地，平均每亩收一百斤ภ公粮(各省各地区自当有别ี)，同样可收公粮一千二百亿斤。而目前国家每年定购不过一千亿斤，还不容易收上来。如实行租赁制度，国家每年就能掌握一千二百亿斤粮食，并且都是无偿获得的，用它去供应全国非农人口，总比现在的一千亿斤ภ宽裕得多。”
何开荫算罢了安徽省和全国的大账，回头又替农民算了几笔细账。
“那么，农民向国家交纳无偿实物田赋粮是否会减少了收入呢？结论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产粮最多、定购任务最重的天长县为ฦ例，天长县农民人均耕地一点九三亩，产粮两ä千五百斤，人均定购任务六百一十斤，按提价后每斤稻谷两角两ä分两厘钱计算，就可得一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亩向国家无偿交纳地租粮二百斤，人均应无偿交粮三百八十六斤，则原先定购的六百一十斤中ณ余下两百二十四斤可以卖议价，按目前集市贸易价每斤ภ五角五分计算(市场价高时曾达每斤七角)，就可卖得一百二十三元两ä角，比原先的定购价款少收十二元两角两分，可是，人均两ä千斤粮食中，去掉这六百一十斤ภ，每个农民手里还有一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一千斤卖议价，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规定，余粮必须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价卖给粮食部门，只能得三百五十元，农民余粮卖议价可多收入二百元，补足定购部分少得的十二元两角两ä分，每个农村人口可从议价粮中净增收益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这就是说，取消เ粮食定购，彻底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天长县每个农村人口向国家无偿交纳田赋粮后，多余的粮食自由á进入市场，农民得到的好处很大。”
当然，天长县产粮多，是个突出的典型，对其他县农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开荫便又以定远县为例，算了一下细账，即便像定远县这样落后地区，也是能够多收入三千五百万元的。
这些，还是明账，是明摆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他指出，特别是实行了“什一税”法，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又明确了耕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舍得增加投入，进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农民打的粮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于实行税费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优越性，何开荫一下子就归纳出十二条。诸如：“国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权，使用权长期归承包农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再滥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经过批准外，还必须解决该地块承包户的生活出路，同时每年要交纳相当于该地块应交公粮款的耕地占用税，这样，就能ม有效地控制耕地的减少；农民自己占地建房或养鱼挖塘，烧窑建厂，每年照样要交纳规定的公粮数量，这样，农民也自会十分珍惜耕地。”诸如：“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就能有效地刹住乱ກ摊派乱ກ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乡村干部ຖ不再伸手向农民要钱，工资补贴及
提留等一应费用由á公粮中返还乡政府，干部的任务就只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只服务，作贡献，不向农民伸手索取，自然会极大地改善干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然，这种改革牵涉แ面广，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利益，何开荫在文章最后又写道：“这就需要国务院出面进行协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建议国家先在一省或数省选择不同类型的县作为ฦ试点，进行探索ิ。”
文章写好以后，何开荫决定仍然把它寄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因为，那ว儿是中央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门，况且，兼任这两个ฐ部门要职的王郁๗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领导。
他先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不打则已，这一打，他差ๆ不多吃了一惊。原来，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已๐被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降格为农业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就是说，属于党中ณ央、国务院这样高规格、高层次的农村政策与农村发展的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王郁昭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有人正组织文章，准备对他上次应征获奖的那篇论文进行批判呢。
何开荫更是吃惊不小。
这次的文章，不仅把上次那篇论文的有些观点作了更充分地阐述与论证，其设想之大胆无疑也走得更远了。既然有人已经要组织批判那ว篇论文，这个文章还能再寄吗？
如果要寄，又该寄到哪里呢？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没有了，直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农业部ຖ，可他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许多设想又岂能是农业部ຖ就可以解决的？
何开荫一时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