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体会上述四项ำ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ใ功仍有所损。如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เ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武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ำ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ท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ท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เ人民的普遍拥戴。
天下诸国或亡或存决定于天时，国家万事或成或败决定于国政。因此对于天道使存之ใ国，要顺应天意去联合保护它，这被称之ใ为“文”而对于天道使亡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讨伐兼并它，这就被称为“武”文武并举，开下各国就会无不顺从。
若号令传下，百姓必应声集结而上合君意，齐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民无异心，这样就可以据国防守或出兵征战了。号令发出，百姓必定执行，这是因为服从命令已经养成习惯。百姓争相劝勉，这是因为ฦ君主施爱的缘故。召之应战，或令之ใ务农，民皆听命，这是君主遵循天时的缘故。人民受赏不戴德，受罚不含怨，这是因为ฦ赏罚得当的缘故贵有区别，贤与不贤能就会分出等级来。衣服制度都有一定的规格不能僭越，这是因为它标志着人们的身份等级。国家没有了盗贼，奸诈虚伪之心不生，民无邪念，这是由于百姓富足且刑罚律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以充足的国力据国防守，国家就不会被攻取，而国力不足却要先进攻他国。结果反而是自取灭亡。
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规律，天下百姓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本职，贵高低也都有它们确定的位置，使用下臣有确定的方法，统治百姓有既定的守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便是天地间所存在的固有规律。男耕女织便是老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ม处于同等的地位，就是贵都有它们确立的位置。选任官吏时，职位的高低要与他们的能ม力相符，这便是使用下臣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既定守则。如果一旦ຆ出现了不正常或超越了常规的事情，就要相应地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加以控制ๆ。而治理国家所使用的常规和特殊方法是因事而施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判定事物时也就不会发生偏颇็了。事物无论巨细大小都有它们各自存在的理由，而逆顺ิ死生等一切情况的发生都是由á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根据性质就可以准确界定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了，因而也就可以对该事物做出正确处理。
心胸广阔，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遵循正道的人总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至静），至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至智的人可以成为ฦ天下所取法的榜ึ样。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并且参照自然、社ุ会的必然规律，那ว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เ有效的证验了。事物繁多，多得如同仓中ณ的粟米，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那么再隐秘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所以说法度已经具备了，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断绝了的世祀会重新接续，灭亡了的国家会重新า出现，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衰败的国家又变得兴盛了，祸事又变成了福事，谁能知道其中的究竟呢？只要反求于道，便可以懂ฦ得上述祸福、死生、存亡等产生的原因了。应付事物变化的方แ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以后妃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过大，这就叫闭塞不通。朝官的权威过大就称为逆上；外戚和朝官权威都过于强大，君主就会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国家，防守不会牢固，攻战不会取胜，这就是“一壅”外戚权臣们假藉中央的名义来命令地方就会使地方迷惑，以地方แ势力来挟制中央就称为乱臣贼子。地方แ与中央分争权力，国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二壅”后妃一人控制ๆ君主，就比喻为遮蔽日光。后妃为ฦ首的外戚势力以及朝官势力两方面对君主实行封锁，这就形成了严å惩的壅蔽态势。一旦权臣势力与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么国家也就要更换君主了，这就是“三壅”所谓“三凶”一是恃勇好战，专嗜杀伐。二是倒行逆施，妄杀贤良。三是无视法纪随心所欲，这便是“三凶”
贪图整个天下的财利，就会承受天下的灾患；贪图一国的财利ำ，就会承受一国的祸患。与别ี国签订了盟约中途背叛了人家，这就叫作反复善变。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利益便中途而返，退出盟国不再与其讨伐，这就叫作不恭行天罚。杀戮迫害自己的亲属，这就叫做肇始祸ຖ乱的罪魁。与臣下有约定却不守信义，这就叫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会导致本国灭亡，本已衰败了的敌国也会因此重新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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