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ใ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怡人，变化多端，我停留แ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但有时偶尔也教我算术。我觉得算术既ຂ困难又乏味。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其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那个时代中留下来的惟一记录——粗糙的石器。石器往往是远古时代的惟一见证，是为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大自然的子孙竖立的丰碑，它们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ใ，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เ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เ过的。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ว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ท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ฐ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เ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
从植物的生长，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莎莉文老师为ฦ我买了一株百合花，放在阳光灿烂的窗台上。不久ื，一个个嫩绿、尖尖的花蕾伸展出来。花蕾外包着的叶子如同人的纤细手指一般，缓缓地绽放，好像不愿让人窥见里面艳丽的花朵。可一旦开了头，叶子张开的速度便加快了，但依然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一点不失原有的次序。最为神奇的是，它们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最大最美丽的，它的姿ู态要比其他蓓蕾雍容华贵，似乎躲在柔软、光滑的外衣里面的花朵知道自己是神圣的百花之王，等到เ其他腼腆的姐妹们脱下她们绿色的头巾后，整个枝头挂满了怒放的花朵，芬芳袭人。
我们最喜欢散步到凯勒码头，那是田纳州西河边一个荒芜破败的码头，是南北战争时为了部队登陆而修建的。我们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一边玩一边学习地理知识。我们用鹅卵石造堤、建岛、筑湖、开河，虽然是玩乐่，却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一课。
我第一次感到了心脏的跳动，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
这天上午，我和莎莉文老师为ฦ“杯”和“水”这两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ใ娃“dol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ศ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通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