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á，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ฐ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ຖ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感到เ现在的家有一点温馨之感。
他发现在所有人好象都经历了与他一样的劫难，不论是曾经显赫一时的造反派，还是和同样去奉贤受过锻炼的作家，人人脸上都没有光彩。他知道这是一种倦意，从1966年夏天到1972年秋天，五年多时间过去了，什么样的人会受得了那永无休止的斗争呢？谁还会对在会前读语录、会后牵着几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牛鬼”们示众游街感兴趣呢？
巴金依然还像从前那样走上了骡旋型楼梯。虽然和他打招呼的人不多，但他对这种冷冰冰的氛围早已经习惯了。从前他作为市作协主ว要负责人的时候，刚才那些与他探肩而过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向他陪着笑脸，没有话也要找话说的。而今天巴金再也不是从前的巴๒金了。
“先生，我们不能让这座幽静的小院空荡荡的，这样就没有任何生气了呀！”萧珊那好听的宁波口音，似乎又从无边的漆黑夜幕下飘了过来。在静静的子夜里让巴金听了心情激动，自从萧珊离去以后，他几乎ๆ每天夜里都会梦见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始终在他的面前晃动。巴金听了她的声音，就会想起萧珊和他在这座院子里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刚搬来的时候，是萧珊提议在院子里栽几棵树。她知道他喜欢广玉兰，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地托人寻找树苗，巴金记得那是个空气里飘着扬花的温馨春日，萧珊笑眯眯地把两棵玉兰树苗抱进他们的小院。然后他和她一起在院子里挖坑，栽树，浇水。如今这两ä棵玉兰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巴๒金在沉沉夏夜里一个人伫立在楼下的窗前，他发现当年萧珊栽的玉兰树已经高过了三层小楼的屋檐。枝叶葱郁，树杆茁壮。在夜色里那玉兰的叶冠显得黑黝黝的。
想起萧珊和他的从前，巴๒金的心里就万分酸楚。特别是自己去奉贤干校以后的日子，更让他肝肠寸断。他知道萧珊虽然住在上海，可她无时不在想着远在奉贤的自己้。她不时会向从奉贤回上海的熟人那里打探巴金的近况。当萧珊听说巴金正在干校里面写检查的时候，他再回家里来时，萧珊就会不断ษ地追问他：“你的检查怎么เ样了？什么时候才能搞清你的问题？”
早在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之前，女儿和女婿，儿子等亲友们，就已๐经在忙碌于萧珊癌症的手术上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进入华山那ว类大医院，显然是不可能的，后来经过亲友们的一致努力，上上下下找了许多路子，最后才联系好去中山医院进行手术。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床位。然后萧珊就可以住进医院了。想到妻子的病如在手术后会大有起色，巴金心里忽然升起了希望。
在此之前，萧珊和巴๒金的接触仍然停留แ在每星期日一起喝咖啡、聊天或者前往上海公园散步的层面上。她和他的交往是全然纯洁的，萧珊在和巴金的接触过程中才深切地了解到เ，李大哥是位真正的谦谦君子。
陈蕴珍，就是后来巴๒金的妻子萧珊。
“於ไ小姐的父亲也是留法学生？”巴金没有想到他和於梨华的谈话，会比预ไ想的还要融洽。作为从“文革”地狱中走出来的巴金来说，他对如何参与外事活动已感到万分陌生，他在来访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文革”的硝烟尽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残留着余悸。在他听说於梨华的父亲也曾和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时，他和客人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那么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镇海。”於ไ梨华感到能和巴金在家里对话是一种荣幸。她在美国多年就期盼这一天。现在她回来了，万没想到会这样顺利ำ地拜见小时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惊的还有，在海外一度风传早已在红卫兵冲击下自杀身死的巴๒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还记忆惊人。她对巴金说：“我在上海住到7岁，才回故乡镇海，后来我父亲失业了，我们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读了小学以后，因为战争又流亡到湖南。抗胜利ำ后我们又去了宁波。至于去台湾，那是194๒7年的事了，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
“於小姐在美国的写作很顺利吗？”巴๒金在谈话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谈的还是文学和写作。
“巴老，坦率地说，一个华人在异国它乡从事写作，决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倾吐心事，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宾，於梨华与其是来宾造访，不如说是位远在海外的女学者兼女作家，回到国内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请教。她
把巴๒金带入了一个ฐ曾经心仪的陌生天地：“在美国决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里主要是以教书为主ว，其余时间才能写作。而且我喜欢的并不是英语写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为ฦ什么？就因为ฦ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给熟悉她的读者来读才行。”
巴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没有想到这次和於梨华的会见，竟然找回他心中ณ久ื违了的东西。曾在经欧洲飘流过的他，和於梨华的心情大有同感。听了她的话，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当年走的路并没有错误。他情不自禁地问：“为ฦ什么？”
於梨华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虽然因为用英文写小说获得过一次奖，可是，后来我却接连遭遇到几年的写作失败，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难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写《梦回青河》的时候，才认识到我虽然在美国写作，可是我仍然还是中国人啊！因为我的读者其实始终都是中国人！”
巴๒金很激动地说：“这是因为你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素材，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对吗？”
“一点不错，巴老，我的灵肉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呀！”於梨华感到和巴金谈话很随便，她们的交谈并不是官方安排的会晤，而像是一老一少两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间宽大客厅里在谈创作体会。她告诉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积累的，人离开家乡多年了，就始终怀念家乡。我曾把我的苦恼告诉给一个朋友，他说既然你用英文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为什么เ不能用母语来写？写出以后给谁来看呢？这也是个ฐ问题。后来我想还是给自己的同胞们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台湾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了成功，《梦回青河》发表以后，在台湾首先轰动。台湾的电台和报纸都连载它，后来又拍了电视剧ຕ，巴老，这也是我此次为什么要回祖国大陆寻根的原因啊！”
“对呀，於小姐，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巴金和於梨华的会面，给他心灵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é的。此前巴金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自由。但是，巴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场灾难给自己带来的挫折和伤害，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过去。特别是妻子萧珊的不幸之死，留给他心灵深处的伤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认识到เ祖国——母亲与自己血肉相融的关系，还是在奉命会见於梨华这个“外宾”之后。巴金感到於梨华对他讲的全是肺腑之ใ言。在会面中，他也从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巴金知道在“文革”中ณ受到的冲击和非人待遇，尽管一度让他痛断肝肠，然而祖国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
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๓月22日，巴๒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ศ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á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ว办旨在团结包括中ณ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ฐ中国女人，197๕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ฐ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ร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เ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ว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ว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ฦ：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เ西方แ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
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า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ງ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ຖ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เ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ณ的成员，而且因为ฦ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ฦ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ຕ，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ณ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ຓ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ฦ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ว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ฦ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ฐ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๒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แ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เ大会批判，我还能ม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เ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เ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各国朋友友好的交谈了。现在，我又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沉默的巴金又复活了。
他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敢怒不敢言的“牛鬼蛇神”，他是一个有胆有识，有骨气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